乡村振兴 | 以礼乐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 | 以礼乐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

乡村文化实践不能绕着走，文艺从来不只是娱乐和文旅，必须正面回应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尽可能地解决，至少也是软化这些问题。

原文 ：《以礼乐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沙垚

图片 |网络

2022年，文旅部联合六部委提出《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宣布“启动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文化以产业的形式在乡村振兴中赋能引领固然重要，但文化不能止于产业，文化还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形态。

很多乡村问题最终会转化成治理问题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在创建美丽乡村阶段，我们看到很多“政府在干，群众在看”的情况。甚至有些村民自家门口的垃圾都不捡了，就等着村里雇保洁员去处理。这样一来，基层的行政成本、社会治理成本就非常高，基层政府不堪其重。

于是，无论是基层政府、社会科学研究者，还是乡建行动者，常常认为农村一盘散沙，组织涣散，村民没有组织性。但我在乡村看到的情况却是，一旦遇到有人结婚，或是举办庙会等传统民俗等文化活动，村民的组织性很强，谁迎亲、谁买菜、谁帮厨、谁负责后勤、谁负责财务、谁负责交通……分工有序，组织井然。只是为什么这样的一种组织性没有被看到？没有和科层制自上而下的组织治理相结合呢？这才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另外，从企业、产业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行动原则是契约理性或者市场理性。但村庄里遵循的是村社理性，他自有一套运行的人情逻辑。这两套逻辑之间其实存在很大的张力和问题。

当我们规划或招引来很好的产业，一旦落地就必然会和乡村发生关系，必然会触碰到乡村的土地、劳动力、房屋等核心利益要素，于是所有的产业问题最终都会转化成治理问题。因为你不得不去面对很多人情世界，不得不去面对村庄里那些非常具体的东西。所以在产业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治理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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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治理在我国古代的典籍当中有很多说法，如“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在古代，礼乐、文化是用来建构社会秩序的。今天我们也应该把这些东西引入到社会治理当中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很多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具有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在实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时，注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简单来说就是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基层治理。这一点，目前已在一些知识分子和地方管理者中成为认知上的共识，但它具体如何落地、如何转化成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以什么为抓手去落地，也依然是个困扰我们的问题。

文化治理的第一个力量：

民间社团组织

浙江丽水的乡村春晚在全国很有影响力。乡村春晚，是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年一度的狂欢，在很多人看来，它是一种娱乐活动。类似的活动还有很多，比如乡村广场舞、乡村篮球队、乡村锣鼓队，等等。

我想提醒的是，无论是乡村春晚的导演组，还是各类文化活动团队，都是非制度性的群众性民间文化社团，虽然没有注册，但应该看到它本质上是一个组织。它和红白理事会等半正式的常态化群众社团组织一样，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比如在调研中，我们就遇到过这样一个例子。某户人家儿媳妇不孝，村干部前去做工作，但并未做通。这时候广场舞队的队长就对这家儿媳妇说，你再不对你公公婆婆好点，就不要来跳舞了。言下之意是，你不孝我们就不带你玩了。于是，她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行动，开始变得孝顺了。

这提醒我们，乡村组织振兴，乡村文化治理，要发现并利用好乡村群众性文化社团，虽然它松散、非正式，但又确确实实具有治理的力量。

文化治理的第二个力量：

人才资源

乡村文化治理的第二个力量是人才。此处的人才，指的是乡村春晚当中的各种人，他们具有强大的整合、带动作用。我们以乡村的少年儿童为例。一个儿童上台参加春晚演出，他的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都会观看。三代，十几口人，便这样组织起来了，这是多么大的带动力量。

同时，在乡村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老人的“自乐班”（由民间的音乐和戏曲爱好者自由组合而成的，以自娱自乐为目的的群众团体）。一般情况下，乡村春晚的第一个节目一定是老人的节目，这也是乡村敬老传统的体现，老人对于乡村秩序的维系、文化传统的赓续至关重要。

乡村春晚将外来人才、返乡人才等都整合到一起，邀请返乡大学生担任主持人，返乡务工人员唱歌或表演小品，外来创新创业人才表演汉服秀，等等。某种程度上说，乡村春晚是一个平台，一个场景，重要的是它动员起各种类型的人们。这些人也正是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主体。

另外，乡村振兴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增加农民收入，我们要做的更是制度建设。在文化产业落地实践中，我们要超越简单机械的租地、务工和售卖农特产品等乡村链接模式，探索建立更为有机、深层次的利益联结机制，不仅让村民在文化实践中由被动变主动，更能常态化、可持续地保障他们的收益。

文化治理的第三个力量：

文化本身

乡村文化治理的第三个力量来源就是文化本身。所谓治理，一定要去触碰那个硬核的社会难题。

比如家庭中存在的不符合当下主流价值观的事情，我们可以将其内容搬上舞台，观众自会作出反应，通过发挥农村内生的舆论力量，形成一种对家庭的制约，等等。因为家庭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基础的单元，只有把家庭的道德问题解决了，才可能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才有可能实现一切宏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

再比如对于外出务工的辛苦的农民工，我们可以在乡村春晚中上演相关的节目，讲述他们外出打工的各种艰难，从而捂暖人心；乡村出现领导班子不团结、日常工作相互推诿的现象时，可以让班子主要成员当着全村人民的面在台上合唱《团结就是力量》。以直指内心的文化力量敦促乡村加强团结、共谋发展，这就是文艺的力量。

总之，乡村文化实践不能绕着走，文艺从来不只是娱乐和文旅，必须正面回应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尽可能地解决，至少也是软化这些问题。文化应该是一个方法，具有回应和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进而维系和重建一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在人心，也在实践。

回看两千年农耕社会，很多时候皇权不下县，乡村如何治理？礼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如今，我们要把传统文化当中的礼乐恢复过来，释放包含在其中的治理性力量。礼乐是我们农耕社会面向未来的一种遗产，一种可以用来治理社会的遗产。礼乐治理、文化治理是中国乡村振兴的特色所在，是中国式乡村治理的精髓。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48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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