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社科文献社2016年出版的《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美国学者芮勒伟韩森著作）的这本书是一部视角新颖的中国古代史著作。介绍了从上古公元前1200年左右至公元1600年的中国历史。作者依据最新的考古发现，认为传统中国并非鼓励孤立、僵化，而是开放生机勃勃的大国。该书除了展示政治兴衰和战争场面外，作者还研究了民族、民间信仰和妇女问题，还对中国古代社会日常生活做了较为细致的描述，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从硕学鸿儒，到市井妇孺。而作者的重点是将外来文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做为该书的重点研究范围。
首先，该书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夏朝是否存在。它引用史学家张光直和罗伯特巴格雷的争论，指出“二里头文化遗址”并没有提供夏朝是否存在的直接证据。由于该书并未涉及到距今一万两千年的良渚文化，所以并未探讨良渚文化、原始夏族和夏朝是否存在直接联系；
第二，韩森还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关系。大家知道，中原文化是以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到公元前五百年存在的殷商王朝为主要特征，其主要文化遗址是在今河南省安阳市附近。作者韩森还注意到，三星堆文化遗址发掘的大量文物是青铜器、玉器，它的器型和形制与殷商王朝青铜器和玉器存在较大的差异；但从三星堆文化遗址中发掘出的这些文物亦有与安阳文化某些青铜器、玉器存在某种相似性，故推测三星堆文化与长江下游可能有贸易关系；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由于考古发现的两个文化之间的重大差别，推断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与中原的殷商文化之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概念，是否存在贸易关系，没有文字可考；
第三，韩森还提出近现代新疆出土的古代一百多具骨骸，有着高加索人种，人类学意义上的特征。认为在殷商时代，中亚等突厥民族就已到达了今新疆地域。甲骨文描述的我国殷商时代的双轮车，可能也是从高加索人手里引进的技术。这些史料都证明，当时殷商的文化重心在今河南以北沿黄河流域附近，殷商时代的疆域是否已经扩展到了今新疆一带仍然是一个疑问；
第四，韩森先生的研究盲区是他认为：唐高祖李渊这一部落家族应该是汉族与突厥族的混血，完全没有提及鲜卑族，作者对鲜卑族研究的空白令人震惊。根据我国学者李振峰著，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鲜卑简史》，以及台湾学者刘学铫所著由三联书店出版《鲜卑列国：大兴安岭传奇》等著作的研究成果证明：唐高祖李渊部落家族所在的鲜卑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与华夏民族同样古老的民族。
鲜卑起源于公元前三世纪，约是西汉时期，北方的东胡人，与匈奴人齐名，无论是匈奴或东胡都是中华民族祖先对胡人的称呼，从《左传》到《魏书》再到《汉书》，都曾记载他们属于大兴安岭以北地区发源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后汉书》指出鲜卑族祖先被称为东胡，事实上是在战国末期才出现；在那之前，鲜卑族又称北戎、山戎，是早期中华民族对鲜卑族的“他称”，据《史记齐氏家》：“山戎。北戎，盖今之鲜卑”；
从唐高祖李渊的血缘关系上来看，李渊的父亲李昞是北周的高官，历任御史大夫、安州总管、驻国大将军，世袭唐国公；李渊的母亲，是隋文帝皇后的亲姐姐，所以隋文帝杨坚其实是李渊的亲姨父；因此，李渊与隋炀帝杨广是发小，李渊比杨广大三岁；李渊不仅仅是隋文帝的贴身保镖，后来又担任郡守和京官；文帝后，李渊的表弟，隋炀帝杨广任命李渊作为山西太原留守，是整个太原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当农民起义烽火燃遍全国时，李渊还在重围之中解救过他的表弟隋炀帝；之后隋炀帝杨广又将李渊调离太原，去镇守山西晋阳；
在全国各地反叛的情况下，李渊为了稳住自己的阵脚，与突厥一方暗自结交，通过购买突厥的兵马来壮大自己的兵力；并将隋炀帝杨广安插在自己身边的眼线，以勾结突厥的名义斩杀（典型的贼喊捉贼）；李渊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客观条件，趁着隋炀帝被围困在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李渊领兵迅速占领首都长安，并将隋炀帝的小孙子推上帝位（典型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最终又以禅让为名废帝，与公元618年左右自己称帝；
李渊的几个皇子当中，太子李建成（后被其亲弟李世民诛杀）只穿胡服，拒绝说汉语，坚持讲突厥语可能是事实；突厥语是阿尔泰语系中的三大语族之一；阿尔泰语系包括的三个语族主要是：突厥语，包括土耳其与哈萨克语、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坦语；蒙古语包括蒙古语、乌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通古斯语包括满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事实上使用者横跨中国新疆到匈牙利；从蒙古国一直到俄罗斯的远东地区，都是阿尔泰语系的使用者，从这点判断李渊所立太子李建成，使用突厥语，这非常有可能；但鲜卑族与突厥族是完全不同的民族，李世民家族也不是汉族与突厥族的混血，在这点上，作者韩森犯了原则性错误，虽然它只是这本书的一个局部错误。
